關山飛度，大道篤行。歷史，往往在經過時間沉淀后，給人以更深刻的啟迪。

站在建黨百年的特殊時刻回望，不難發現，在黨的絕對領導下，一場“以人民為中心”的檢察實踐已跨越90年——

今天，坐落于北京市石景山區香山南路109號的人民檢察博物館，吸引了眾多檢察人和不少社會各界人士前來“打卡”，而在博物館二樓陳列的木制“控告箱”總會令人駐足稱嘆——

“各位工農群眾們：還是一切的什么事情都可以來這里控告。所寫的控告意見書必須要蓋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沒有蓋章的概作廢紙。而且還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機關工農檢察部控告局長接收。完了。”

90年前，江西興國縣高興區蘇維埃政府工農檢察部控告局設立的這一控告箱，是檢察機關接收群眾來信的開端，是控告申訴檢察職能的發端和雛形。這段直白的文字，穿過時光的隧道，見證了人民檢察以人民為中心的紅色基因的傳承，也是人民檢察來自人民、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鮮明例證。

時光荏苒，萬象更新。在建黨百年、人民檢察制度創立90周年的今天，“群眾信訪件件有回復”已經成為人民檢察院對人民的莊嚴承諾：人民群眾不僅可以給檢察機關來信、來電，登錄12309中國檢察網即可網上信訪，并能預約視頻接訪、窗口接訪和律師接訪。

90年滄桑巨變，人民檢察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和深厚的群眾感情始終未變。而今，控告申訴檢察工作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將“以人民為中心”融入血脈，堅持和發揚新時代“楓橋經驗”，成為檢察機關為人民群眾解難事、辦實事最“接地氣”的橋梁和紐帶。

一

承諾：

“群眾信訪件件有回復”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切實解決好群眾的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

信訪案件無一不是人民群眾的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控告申訴檢察工作就是從處理好每一封來信、接待好每一次來訪、化解好每一個矛盾做起。

新時代，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有新的更高的需求。這種更高需求，很多時候都體現在信訪上。公開信息顯示，近幾年來，全國檢察機關每年收到的群眾信訪大約在100萬件左右，最高人民檢察院每年接到的信訪在20萬件左右，其中包含大量的信件。面對如此“海量”的來信，檢察機關難以做到一一回復。

曾幾何時，有的群眾熱切期盼著得到回復，甚至在來信時主動附上“返程”的郵資。這樣的“返程郵資”，令最高檢領導深受觸動：人民檢察院絕不能讓人民群眾的來信“有來無回”，石沉大海！再難也要辦好！2018年6月，最高檢領導在考察最高檢集中處理來信室時提出“群眾來信件件有回復”的要求。

“北京市東城區北河沿大街147號”，這是群眾熟知的最高人民檢察院來信地址，以往大部分信件都被寄到那里，但受理控告申訴的最高檢第十檢察廳卻在十多公里外的北京市石景山區魯谷東街。

最高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檢察長童建明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提到的一個細節讓人們對檢察機關落實“群眾來信件件有回復”的力度有了直觀認識——

過去，從最高檢北河沿辦公區收到的信件一周運送一次到最高檢魯谷辦公區，甚至兩周運送一次，每次一大卡車。從2018年開始，信件轉運的頻次大大提高。如今，每天上午、下午各運送一次。

在2019年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最高檢工作報告向全國人民莊嚴承諾：將心比心對待群眾信訪，建立7日內程序回復、3個月內辦理過程或結果答復制度。這意味著，群眾來信件件有回復的要求已從“信”拓展到“訪”，正式建立“群眾信訪件件有回復制度”。這一莊嚴承諾，由人民大會堂傳到全國各地，擲地有聲地落實于四級檢察機關。

對待群眾來信，檢察機關為何要實行如此嚴格的制度？

最高檢領導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老百姓給檢察機關寫一封信不容易，將心比心，朋友之間發個短信微信你不回別人還不高興呢，何況是群眾來信來訪？如果不解決好，群眾就會把咱們‘拉黑’！”

基于此，“群眾信訪件件有回復”正是瞄準來信不回復這個信訪的“痛點”發力，要求每信必復，且7日內回復“收到了、誰在辦”，還要在3個月內答復辦理過程或結果，給信訪群眾吃下“定心丸”。

承諾不僅要兌現，更要以“求極致”的精神實現，從承諾的那一刻起，人們看到了檢察機關兌現承諾的堅實步履——

?研發上線全國檢察機關網上信訪信息系統2.0版，提高信訪件的辦理質量、效率和規范化水平；開展信訪積案清理活動，切實解決重復信訪居高不下、信訪積案化解不力問題；開展集中治理重復信訪專項工作，推動“群眾信訪件件有回復”工作質效進一步提升……

?為了實現群眾信訪實時查詢反饋，準確測評信訪滿意率，2020年6月，最高檢上線“檢訪通”信訪服務系統，為群眾提供像“網購”一樣清晰、便捷、優質的檢察服務。該系統實現了群眾信訪“件件有登記、事事有追蹤、隨時可查詢、信息全告知”。群眾不僅可以自助查詢信訪辦理情況，還可以對信訪事項辦理結果作出滿意度評價。

?2021年9月2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貢獻檢察力量新聞發布會上，最高檢第十檢察廳廳長徐向春表示，經過持續抓實抓深，2019年以來，全國檢察機關接收的237萬多件群眾信訪，在7日內的程序性回復基本做到百分之百，3個月辦理過程和結果答復超過90%，基本實現了件件有回復。

通過近三年來的實踐，“群眾信訪件件有回復”工作有效解決了“來信不回復或者少回復”、“來信沒有結果或者少結果”、“辦信不滿意或者少滿意”的問題，推動了整個檢察機關控告申訴檢察工作理念、工作方式的深刻變革。

二

踐行：

“老大難”，“老大”帶頭就不難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

每一個信訪案件都牽扯一個家庭，甚至多個家庭，背后都有當事人的辛酸悲苦。

2008年的一天，廣西壯族自治區某縣村民吳某、楊某之子被人以匕首捅刺致死，并搶走財物。不久，二老的兒媳帶幼子離家出走，留下長子與兩位老人相依為命，吳某也因喪子之痛導致精神失常。然而，令這個殘破家庭更無奈和憤怒的是，因為殺害兒子的兇手是未滿14歲的未成年人，對方不負刑事責任，民事賠償的14萬余元也僅賠付了3萬多元。自此兩位老人不得已走上了信訪申訴之路，長達13年。

2019年，最高檢在全國檢察機關專門部署開展了5年以上的信訪積案清理工作。在此基礎上，2020年9月，最高檢又部署為期3年的集中治理重復信訪、化解信訪積案專項工作，明確了落實檢察長包案首辦責任，“既掛帥又出征”化解一批難啃的“硬骨頭案”。

2021年端午節前，分管控申檢察工作的最高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陳國慶在聽取案件匯報時了解到吳某、楊某的申訴案件，當即決定包下此案，并詳細審閱了原案證據材料，就案件釋法說理不充分、原案被告人疏于批評教育、財產執行不到位、申訴人未能得到充分司法救助等問題，逐一提出明確具體意見，且要求辦案組去當事人所在地詳細了解情況。

就在端午節放假前的幾個工作日，最高檢第十檢察廳檢察官馬曉敏和楊軍偉趕赴廣西。然而，當他們來到兩位老人家時卻遭遇了閉門羹，經過幾個小時多方走訪終于在一村民家找到楊某，但她卻十分抗拒與兩位檢察官交談。

原來，樸實的老人被人惡意挑唆，誤認為辦案人員是來“抓他們的”，于是東躲西藏。當村干部介紹“他們是專程從北京來的最高檢檢察官，下了飛機連飯都沒有吃”，老人激動地帶著兩位最高檢檢察官回到家中。當推開家門看到吳某癱在床上無法自理和家徒四壁的慘狀時，馬曉敏和楊軍偉很是痛心，不禁自責道：“我們來晚了。”

端午節過后，最高檢在老人所在地檢察院組織公開聽證，陳國慶主持聽證會。聽證會前和休息期間，陳國慶面對面與申訴人坦誠交流，紓解其心中的塊壘。聽證會中，申訴人充分表達了訴求，原案承辦人詳細舉證、示證、釋法說理，現場還視頻連線如今已成年在外地打工的原案被告人。原案被告人對當年犯下的惡行深深懺悔，當場轉賬3萬元，并表示其余欠款會盡快打給兩位老人。聽證會結束后，兩位老人的申訴代理人朝不同方向深深地鞠了三個躬說：“我們從一開始對檢察機關極度不信任，到如今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黨和國家的溫暖。”

“老大難老大難”，“老大”帶頭就不難。被稱為“天下第一難”的信訪案件辦理工作，由“老大”帶頭辦理，著實解決了不少“老大難”問題。

近年來，最高檢多次強調“領導干部要帶頭辦案”，并且明確要求檢察長要辦理疑難復雜信訪案件。先后出臺了《關于檢察長、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辦理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做好大檢察官接訪和主持公開聽證實錄等相關工作的提示》等文件，對檢察長帶頭接訪辦案提出更高更細致的要求。

2019年12月4日，最高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在重慶市檢察機關調研時帶頭接訪，為全國各級檢察院檢察長接訪特別是省級院檢察長接訪“打了個樣”。就在這一年，在最高檢領導帶動示范下，全國省級院檢察長接訪量是2018年的兩倍。

現如今，各級檢察院檢察長接訪辦案已不足為奇。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最高檢院領導包案辦理了22件疑難復雜信訪案件，目前已全部辦結。今年，全國各級檢察院檢察長共包案辦理信訪案件23178件，辦結率為70%，辦結后91%的信訪人未再向上級檢察機關信訪，一大批疑難復雜的信訪案件得到了很好的化解。

三

公開：

讓公平正義可見可感

一紙判決，或許能夠給當事人結果，但不一定能解開當事人的“心結”，“心結”沒有解開，案件也就沒有真正了結。

徐向春表示，從實踐看，90%以上的申訴案件在案件基本事實的認定方面沒有問題，不少是因為在非主要事實的認定上或辦案程序上有瑕疵，或釋法說理不到位，引發申訴人的申訴。

讓申訴人相信正義的天平沒有傾斜，最好的辦法就是公開。

2020年11月，一起特殊案件的不起訴決定公開宣布會在福建省云霄縣列嶼鎮政府舉行，檢察官宣讀完不起訴決定書后，蔡某等5名案件當事人一同前往殯儀館，向親人朱某的遺體告別。此時，距朱某死亡，已近3年。

2017年7月，朱某意外死亡，公安機關綜合調查情況和鑒定結果認定其死亡排除他殺，作出不予刑事立案的決定。但朱某家屬堅持認為朱某是被他殺后拋尸的，申請復議、復核后，公安機關依然維持決定。對此處理結果，朱某家屬依然不服，于2018年1月到云霄縣檢察院信訪。該院調查核實后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并無不當，于同年3月依法予以答復，并召開了幾次會議向家屬通報案情。然而，死者的5名家屬因對朱某死因仍存懷疑，多次進行非正常上訪、越級鬧訪，嚴重擾亂相關部門正常工作秩序和公共場所秩序，造成惡劣社會影響。2019年12月，5人被公安機關以涉嫌尋釁滋事罪移送云霄縣檢察院審查起訴。

經審查，云霄縣檢察院認為蔡某等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引發他們多次上訪的深層矛盾尚未化解，當事人心中有較深的成見和疑慮，于是決定就案件處理舉行公開聽證。

2020年4月24日，檢察機關在列嶼鎮政府組織公開聽證，法醫、痕跡檢驗專家回答死者家屬疑問，檢察官與律師解答法律問題，政法委、公安機關、黨委政府、村民代表等參加聽證會人員對案件各抒己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監督員現場全程監督。

經過專家耐心講解，各方共同釋法說理，朱某5名家屬認同了朱某死亡事件的調查結論，表示不再進行信訪，并簽訂息訪息訴協議書。

近年來，全國檢察機關大力推進檢察聽證工作，根據案件審查辦理的需要組織召開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村（居）委會代表等擔任聽證員的案件聽證會，充分聽取當事人訴求，共同釋法說理，讓中立的第三方評評理，共同解開當事人的“法結”與“心結”，更好地實現案結事了、矛盾化解。

最高檢黨組審時度勢，提出“能聽證，盡聽證”“能公開，盡公開”的原則，將檢察聽證作為常態化辦案機制來抓。全國檢察機關認真落實最高檢部署，積極拓展檢察聽證廣度深度，目前已實現了“四大檢察”“十大業務”的全覆蓋。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徐顯明看來，檢察聽證制度的確立具有重大的創新意義，可以從多個角度去認識：第一，檢察聽證拓展了檢察空間。第二，從檢察權的國家性質出發，在聽證過程當中，可以把檢察官所代表的國家立場與客觀公正立場統一起來。第三，聽證是一種司法公開最好的方式，目的就是滿足人民群眾的知情權，讓人民群眾更多地參與到我們的監督當中來。第四，檢察聽證破解了一個難題，這個難題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說的監督者要接受監督。通過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特約監督員參加聽證會，讓社會各界人士參與到這個監督過程當中來，讓檢察權在陽光下運行。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表示，檢察聽證制度是對我國傳統申訴、控告、信訪制度的超越和創新。有利于推進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統一，給予相對人看得見、感受得到的公平正義，實質性化解各種爭議、糾紛，實現案結事了。

“現在我們聽證會就正式開始了。主持人是我本人，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長，還有一個法律職務，就是首席大檢察官，這也是我到檢察機關工作以后，第一次以這樣的一個身份，主持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一個聽證會。”2020年10月22日，張軍檢察長以這樣一句平易近人的“開場白”拉開了一場刑事申訴案件聽證會的序幕。

如果把時光的鏡頭再前后延伸，還可發現最高檢領導主持聽證的更多場景，最高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檢察長童建明主持山西李彩仙申訴案聽證會，最高檢院領導孫謙、張雪樵、陳國慶、楊春雷、潘毅琴也先后主持了一批疑難復雜案件的聽證會。

據統計，從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最高檢已經就101件疑難復雜、有重大影響的案件組織了聽證會，其中院領導主持9件。在最高檢領導的帶頭示范下，甘肅、安徽、重慶、吉林、江蘇、四川、河南、廣西、山東、浙江等28個省級檢察院檢察長就38件疑難復雜案件主持了聽證會。

數據顯示，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全國檢察機關共對10985件信訪案件開展了公開聽證，聽證后當事人同意檢察機關意見的占到90%，其中當事人明確承諾要息訴罷訪的占71%。

早在200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到紹興調研時指出，“楓橋經驗”是“以人為本”的經驗，就是最大限度地化解消極因素，調動積極因素，把問題解決在基層，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

為了將新時代“楓橋經驗”落到實處，促使信訪矛盾在接訪時就能及時有效解決，今年以來，最高檢部署開展常態化“簡易公開聽證”，組建由律師、心理咨詢師等組成的專門聽證員隊伍，在接待來訪群眾的同時，就地組織公開聽證。截至9月底，最高檢已組織簡易公開聽證116件，聽證后當事人明確表示息訴息訪的90件，信訪矛盾有效化解率為77.6%。

四

化解：

“程序空轉”變“峰回路轉”

一起拆遷補償糾紛案持續了6年；一件工傷賠償糾紛案7年歷經23個法律程序……這樣的情形在檢察機關受理的信訪案件中并不少見。

相關各方“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來來回回很多次卻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導致“程序空轉”，讓當事人奔波多年。

2019年以來，檢察機關開展加強行政檢察監督促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專項活動，讓“程序空轉”變峰回路轉。

針對人民法院審判程序終結，但行政爭議未能得到實質性解決的案件，檢察機關綜合運用提出抗訴、再審檢察建議、檢察建議和促成和解、公開聽證、釋法說理、司法救助等多種方式，推動行政爭議得到徹底、妥善解決，為百姓求公道、為社會消戾氣，促進案結事了政和。

2013年12月11日，福建人姚某與一名使用廣西“莫某某”姓名和身份證明的女子登記結婚。次日，該女子騙取彩禮7萬元后失蹤。

“人財兩空”并留下婚姻記錄的姚某首先向當地民政部門申請撤銷婚姻登記，民政局認為根據法律規定只有受脅迫登記的才可以撤銷，但姚某與“莫某某”的婚姻登記不存在脅迫情形，因此未予受理。姚某又奔赴廣西某地法院先后提起離婚訴訟和宣告婚姻無效訴訟。因與姚某登記結婚的并非真實的“莫某某”本人，兩次訴訟也未獲當地法院支持。

2020年1月，姚某又在福建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民政局頒發的結婚證，被法院以超過起訴期限裁定不予立案。姚某上訴和申請再審也未獲上級法院支持。

幾年間，姚某與未婚妻岳某某無法辦理結婚登記，二人生育兩個孩子，既無法上戶口，也無法正常上學，一家人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2020年7月，姚某向福建檢察機關申請監督。檢察機關審查后認為法院以超過起訴期限為由不予立案并無不當，但姚某要求撤銷婚姻登記訴求亦合法合理，決定對該案開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經深入調查核實，檢察機關還發現，“莫某某”在5個省份存在5次冒名登記結婚的事實。

2020年9月，姚某所在縣檢察院舉行公開聽證和專家論證會。與會人員認為，該案雖然不屬于法律規定的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但在檢察機關充分調查核實認定騙婚事實的基礎上，該婚姻登記欠缺合法要件，由民政部門主動糾正符合法律精神。檢察機關遂向民政部門發出檢察建議。經過多方共同努力，2020年10月，姚某與“莫某某”的婚姻登記成功刪除。

檢察機關了解到姚某長期奔波申訴，生活陷入困境，幫助其申請司法救助金4萬元，并啟動立案監督程序。目前“莫某某”已被抓獲，該案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檢察機關綜合運用調查核實、公開聽證、專家論證、檢察建議、司法救助等方式促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解決了困擾姚某7年的終身大事。同時對解決那些因超過起訴期限難以得到法院支持，而行政機關因客觀條件所限不敢作出撤銷登記行為的案件探索了一條有效路徑。

對于一些因案致貧、因案返貧的當事人來說，司法救助是讓他們峰回路轉、重拾生活信心的“陽光”。而大力開展國家司法救助，為貧弱群眾解燃眉之急，是檢察機關扶弱濟貧、維護公正的體現。

相較于7年前國家司法救助制度建立之初的救助規模、救助范圍和救助程度，近幾年來，檢察機關司法救助的步伐走得更快更穩——通過深入落實主動救助、優先救助、及時救助、銜接融合、協同發力等工作理念，各地檢察機關積極創新司法救助模式和方法，通過完善線索發現、權利告知、申請渠道等機制，把一筆筆“暖心錢”源源不斷發放到困難當事人手中。

目前，司法救助工作已貫穿到檢察辦案的各個環節，基本覆蓋了檢察業務全范圍。只要符合救助條件，檢察機關會在第一時間告知權利，第一時間受理救助申請，第一時間發放救助資金，實現需求與救助的全方位對接。

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起點。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強調，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健全控告申訴檢察工作機制，完善辦理群眾信訪制度，引入聽證等方式審查辦理疑難案件，有效化解矛盾糾紛。這為新時代新發展階段的控告申訴檢察工作指明了方向。

喬木亭亭倚蓋蒼，櫛風沐雨自擔當。站在建黨百年、人民檢察制度90周年新的起點上，從百年黨史中汲取智慧、經歷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洗禮的檢察人，將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以高質量發展的控告申訴檢察工作書寫“以人民為中心”的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