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告了，給我辦手續，我要撤訴！”不久前，在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原告老羅“騰”地站起來，聲音中帶著幾分憤怒與無奈。

“你看你，咋又急了？你先坐下咱們再嘮嘮，要是還不滿意，我再給你辦撤訴行嗎？”豐臺區法院民事審判二庭法官彭宇趕緊起身安撫。

一般來說，原告提出撤訴，要么是因為矛盾糾紛已經解決，要么是原告自動放棄訴訟權利，無論哪種情況，只要沒有違反法律規定的不得撤訴的情形，法院應該予以準許。但彭宇為何“攔”這么一下？故事還要從矛盾本身說起。

小糾紛釀成大矛盾

老羅在一場交通事故中腳踝受傷，在醫院進行了手術治療，前后耗時一年有余。老羅認為，自己遲遲沒有恢復是因為醫生在手術后給傷口換藥時手法不當，過度擠壓導致傷口難以愈合，因此他對醫院的治療極為不滿。“我問醫生多久能愈合，醫生都說不清楚，他們就是有問題！”老羅憤憤不平，一紙訴狀把醫院告上了法院。

訴狀中，老羅稱其在北京租房居住，同時租了房子準備用于公司經營。但因腳傷遲遲沒有痊愈，公司不能正常運行，導致他沒有收入，但租房的支出卻有增無減，病痛和經濟壓力讓他感到艱難無比。因此，老羅除了主張醫療費、護理費，還主張了誤工費、房租等損失。

醫療責任糾紛案件專業性極強，絕大多數案件都需要專業鑒定。根據老羅的申請，法院啟動了鑒定程序，但因為情況疑難復雜超出機構鑒定能力，沒有被機構受理。一邊是老羅的維權心切，另一邊是證據缺失，老羅愈發焦急和憤怒，耐心即將消耗殆盡。

“我要撤訴！”

“不能干等了！”彭宇深知醫療糾紛當事人的特殊性，他們本就因為傷痛就醫，后又對醫療不滿引發糾紛，法院是他們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讓他們感受到連最后的“稻草”也抓不住，他們往往容易做出極端行為，從而引發更大的矛盾。調解迫在眉睫。

“傷口不愈合可能是多種因素共同造成的，你看就連鑒定都鑒定不出來，所以很難說就是我們造成的。”第一次調解中，醫院代理人表示。

“不是你們還能是誰？難道是我嗎？”老羅一邊反駁，一邊拿出自己拍攝的傷口照片和與醫生的微信溝通記錄，反復陳述自己當時急于康復的心情，以及對醫生不明確答復的不滿。

彭宇正要進一步做工作，失去耐心的老羅突然就站起來了：“不告了，法官，撤訴辦什么手續，我要撤訴，我要去找醫生！”

“去找醫生？”彭宇心里“咯噔”一下，腦海里閃出新聞上那些傷醫事件。

“你申請撤訴是對我們法院工作有什么意見嗎？現在進行的調解基于自愿合法的原則，如果你不愿意調解，我們可以再次啟動鑒定程序，你的案子一定會得到妥善解決。”彭宇沒提出自己的疑問，而是詢問老羅是否是對法院工作不滿，并作了表態。

老羅很意外，他愣了好大一會兒才緩緩坐下，把已經收好的訴訟材料重新拿了出來，情緒也逐漸平復下來：“法官，我對法院沒意見，就是要求案件公開審理，讓人們都來評評理，看看是不是我老羅胡攪蠻纏！”這個訴求合理合法，彭宇當即就應下了，算是“留住了”這個當事人，也暫時“壓下了”他的怒火。

各退一步，案結事了

根據老羅的申請，鑒定工作再次啟動。然而，第二輪、第三輪同樣都沒有鑒定機構應詢出具鑒定意見。“事已至此，這庭硬著頭皮也得開啊！”面對未知的庭審，彭宇不免有些許擔憂。

果然，庭審中，當彭宇再次詢問雙方關于調解的意愿時，雙方均堅持原有訴求和意見，并且言辭激烈，互不相讓，氣氛再次變得劍拔弩張。

彭宇判斷，這樣的對峙只會讓矛盾進一步激化，于是他果斷制止了老羅的過激語言。在完成法庭調查后，他宣布休庭，決定采用“背對背”的調解方式，最后一次試圖打破這個僵局。

“根據法律規定，在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中，患者需要對醫方診療行為有過錯承擔舉證責任，目前沒有鑒定意見，現有證據不足以支持你的全部訴訟請求，選擇訴訟存在風險，另外時間成本也需要考慮。”

經過三次無果的鑒定，基于對彭宇的信任，老羅終于認識到，法院已經窮盡了所有手段，并感受到法官的認真負責和良苦用心。沉思片刻后，他抬起頭對彭宇說：“法官，我看你是在真心幫我，我也想盡快拿到賠償，我同意降低賠償數額。”

老羅的退步讓醫院代理人也有所觸動。“法官，之前我們就同意賠償，但是金額一直談不攏，這個案子法院做了這么多工作，我們也愿意配合，希望能夠盡快化解糾紛。”

終于，在最后一次的庭審中，在彭宇的主持和見證下，雙方就賠償數額達成了一致意見。退一步，海闊天空；各退一步，案結事了。

這時，放松下來的彭宇最終也沒問老羅當初撤訴去找醫生是要干什么，他拍了拍老羅的肩膀安慰道：“人這一輩子誰都難免遇到坡坡坎坎，還是要理性處理啊！現在腳傷也好了，官司也了結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希望你的生意越做越大！生意興隆！”

聽著法官的話，老羅鄭重地在筆錄上簽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法庭是安靜的，走出糾紛困擾的老羅內心也是平靜的。

《人民法院報》2025年3月23日第1版

來源|中央政法委長安劍、最高人民法院